《儒林外史》匡超人: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如何养成的?

 时间:2019-04-28 18:01:07来源:东方头条

题记:《儒林外史》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形象。在这众多的人物中,匡超人是一个角色鲜明,性格丰富的文学形象,这个温良敦厚的少年如何变成见利忘义的势利小人的过程,值得人们深思。

01蜕变三步曲

第一步:寒门孝子

匡超人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纯良、好学的贫困书生。

马二先生见到匡超人时,“那少年虽则瘦小,却还有些精神;却又古怪,面前摆着字盘笔砚,手里却拿着一本书看。”此时的匡超人内心抓紧每一个时光空隙,认真读书,为人生积蓄能量。

因为他出身农家,一无背景,二无资源,想要出人头地,只能靠自己的勤奋努力、读书考功名改变命运。

他得知父亲生病,然而却无法回家侍奉,曾几度落泪。此时,马二先生问他是否想读书时,他回答说:“我现今衣食缺少,还拿甚么本钱读书上进?只是父亲在家患病,我为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,禽兽也不如。”这体现了他发自肺腑的一片孝心。

匡超人回到家中对父亲尽心侍奉,恪守孝道。他同时铭记马二先生教诲,他每夜读书到四更鼓。

第二步:科场禄蠹

因为他的勤奋,被知县李本瑛赏识,从而使得他的命运发生了第一次转折。得知知县有意提拔自己,匡超人只觉喜从天降,在尽孝与功名发生冲突时,他选择了后者。

但是知县李本瑛被摘印后,匡超人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折,担心受到连累的他急忙逃去投奔潘三爷,这是他蜕变的开始。之后他结识了景兰江、支剑锋等“名士 ”,在他们的潜移默化影响下,曾经善良忠厚的匡超人很快掌握了诗酒风流、逢迎拍马的诀窍。

在匡超人的内心深处始终都有着一个做官梦。这时候,另一个在他人生轨迹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潘三出现了。在他的教唆下,匡超人尝到第一笔不义之财的甜头后,立马脱离了名士群体,转而投到官吏群体中,开始做为非作歹的事情——包揽诉讼、赌钱替考、作假公文、拐卖妇女。此时的匡超人彻底变成了科场禄蠹。

第三步:衣冠禽兽

匡超人命运的第三个转折点便是潘三入狱。当他看见写满罪状的款单,心里顿时十分恐慌。然后急忙进京,躲在己复任的李本瑛的庇护下,活脱脱成了一棵墙头草。当李本瑛问匡超人可曾婚娶时,他谎称没有,心安理得地做出停妻再娶之事,一个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形象被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李本瑛给了他功名利禄,却让他已然丢失本心,成为自私无耻卑劣之徒。应了那句话:“流氓不可怕,就怕流氓有文化”。这个时候的匡超人,早已忘记曾经帮助过他的马二,贬损他毫不留情——“这马纯兄理法有余,才气不足。”冷酷忘本,自私自利,无情无义,两面三刀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已然形成。

然而作者的讽刺并未结束。得知元配偶去世后,他假惺惺地落泪;不回家看望老母,反而独 自进京;不肯与旧时好友共茶,反而漏洞百出地吹嘘督、抚、提、镇都在自己跟前磕头;并且将罪责全部推给潘三。曾经乖巧忠厚的少年,早已在官场的染缸中披上了伪善薄情的面具。

如果说此前处处拿捏架子的匡超人是装腔作势,那么此时卖友求荣的他,俨然是一个迷失在功名利禄漩涡里的衣冠禽兽。

02蜕变的原因

在《儒林外史》中,有两人在书中占有较多的笔墨,一个是杜少卿,另一个就是匡超人。

杜少卿轻视“功名富贵”,是作者肯定的人物;而对匡超人,作者则是用相反的态度,描写了他从一个淳朴的农家少年堕落成无耻的势利之徒。

与其说吴敬梓先生在批判匡超人的蜕变,不如说他在反思。是什么因素让他彻底转变?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形成,应该向谁问责?

笔者认为,匡超人人物的变质,实乃整个封建社会的悲剧。作者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,以及势利的社会风气。

在吴敬梓笔下,人们执迷地把有限的人生放诸于“国贼禄鬼”的追求上,儒林中人纷纷在科举功名的欲望里沉沦,对功名富贵的向往直接落实到对八股科举的热衷,像匡超人这样曾经朴实、善良、重孝悌、讲仁义的青年,逐步走向忘恩负义、寡廉鲜耻,来昭示八股科举吃人的本质。

作者谴责的矛头正是产生这样人物的社会环境,首先就是科举制度。假如匡超人没有受到科举制度的拥护者马二先生苦口婆心的教诲,没有遇到赏识他的李知县,没有当时社会对做官的强烈认可与宣扬,没有诱使知识分子钻营投机的八股文章,他可能一辈子都会做个普通人。

科举制度对人所产生的巨大的毒害作用,作者痛心疾首之情显然溢于言表。

纵观匡超人的人生变化轨迹,每当匡超人在功名富贵的诱惑下前进一步,他的堕落沉沦就随之加深一步。

对“功名富贵”的追求是匡超人堕落的重要原因。当尽孝与科举功名道路之间只能选择一个时,匡超人选择的是后者。

匡超人的堕落正是作者要告诉人们的,只有人品堕落的人,才能在那个人生舞台上得到施展。

《论语》说:“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。邦有道,贫且贱焉,耻也;邦无道,富且贵焉,耻也。”我们通观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,其实都没有太大区别。

然而,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匡超人,只能去适应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,而不可能让社会环境因他而改变。杜少卿等名士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可以,因为他们生存无忧。然而匡超人不行,他忠厚的父亲被三房叔欺负,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,他不可能不去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在那种社会环境中,为了生存的好一点,他要改变命运也只有读书考功名,并且学会趋炎附势,不择手段地向上爬。作者所讽刺的绝不仅仅是匡超人一人,谴责的矛头不仅是匡超人这样人物的社会环境。

结语

作者用最深沉的感情写出了一个血肉饱满的人物。他要告诉人们的是一个纯朴善良的农村青年精神生命的毁灭,一出真正人性沦丧的悲剧。他的变质堕落不仅是他个人的原因,而且更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,造成这种悲剧的正是整个社会制度。